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亞洲和東南亞的「文化之都」在哪裡？我們的文化政策和戰略如何解決該地區的文化交流問題呢？

一座城市被稱為「文化之都」是需要根基的，而根基並不會憑空出現。這背後蘊含著歷史的底蘊，也包括了官方和民間的文化戰略。作為亞洲自由開放的大都會，香港和新加坡在這場文化之都的競跑中都極有可能脫穎而出。中國國務院於2020年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確立了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興地位；而新加坡2018年公布的文化政策白皮書《Our SG Arts Plan》也將「使新加坡的全球化」（Position Singapore Globally）列為三大策略之一，並寫入國家藝術理事會的使命中。

然而，建立一個文化交流中心的具體策略和挑戰，究竟為何？本文試以三點進行討論。

一個文化交流中心必須擁有足夠的文化「硬」基建。然而，文化基建不僅僅是增加博物館和表演場地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文化「軟」基建。對於新加坡和香港來說，更重要的是搭建長久的、可持續發展的種種交流空間，包括培育人才的平臺、文化研究的智庫、合作網絡的建立等等。

擁有大大小小的藝術節和藝術中心並不等於搭建了以上的平臺。如果停留在呈獻節目的層面，停留在短期的績效，那麼這些平臺頂多就是一個「活動中心」，而不能為藝術家、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藝術機構，乃至觀眾，提供真正可以持續學習及溝通交流的空間。

相對於東南亞的大多數城市，香港和新加坡都擁有資源上的優勢，去投資在「豐富文藝內容」上。但是在資源規劃時，有多少百分比是著眼在長遠研究與發展上，有多少百分比是投入到對外交流的軟基建的呢？「節目」只能吸引來觀看的觀眾，而優秀的軟基建能帶來優秀的創意人才。創意人才的聚集，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之都。

文化之都需要具有文化視野的人才。香港一直都為香港演藝學院是亞洲排名第一的表演藝術學府而沾沾自喜，新加坡也正在籌備新的藝術大學。然而，這些藝術院校培養的，究竟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文化領袖，是具有跨文化視野的管理人才，還是只是基於技能的工兵型人才？

現有的藝術院校，能培養得出多少個郭寶崑和榮念曾？對於香港和新加坡，這兩位都不僅僅是出色的藝術大家，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文化網絡的發展、文化交流的思考和身體力行。然而文化領袖的策略性思維，需要多年的累積沈澱，更需要一個成熟開放的沃土去培養和支持。

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多元化國際都市的基底，語言和文化的優勢，使之都有培養文化領袖的天然潛力。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藝術院校有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資源投放在跨文化交流的課程研究、有意識地填補正規藝術院校在這一領域的空白？藝術節和藝術中心能否也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教育中心？

對外交流需要一個長期的網絡。香港藝術發展局有「文化交流計劃」向外推廣本地作品；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市場和觀眾發展撥款」也支持出國巡迴。但是，除了更有策略地「走出去」，我們也需要更開放兼容地「請進來」。一個文化交流中心，需要更有文化自信地擔任主人的角色，去促成網絡的建立。

不論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大多數現有的交流也都是一次性，缺乏中長期的規劃。這當然和現有的藝術撥款結構有關係。出資方總是要求看到短期的成果和績效，而文化交流的關鍵卻在於如何建立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的網絡。

2019年，我在進念·二十面體和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支持下，進行了東南亞六個城市的田野調查。這個前哨研究，是對文化環境進行摸底，了解亞洲各地的文化政策、文化交流現狀、主要的文化機構及其它們面臨的挑戰。這些研究是進行長期策劃和網絡建設的第一步。香港和新加坡有無可能支持更多這樣的「非演出交流」？

後疫情時代已然開始，新的流動模式必然帶來文化交流的新高峰，機遇和挑戰撲面而來。「文化交流中心」也好，「文化之都」也罷，當然都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倘若停留在想像，那就永遠不成。香港也好，新加坡也罷，都應該大膽地擬定計劃、邁出腳步。這兩座城市之間除了競爭關係，又有沒有可能成為合作關係，共同發展區域的文化交流網絡，真正成就亞洲文化的雙城記呢？問題是：誰來啟動？誰來規劃？誰來支持？誰來執行？誰來評估？

作為一名不斷地探索藝術邊界的藝術家，他被譽為亞洲實驗性劇場最年輕有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於2016年獲頒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青年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