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今年9月在波蘭弗羅茨瓦夫的葛羅托斯基研究所、11月在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進念．二十面體主辦了兩次文化交流論壇。會議聚集了多位對文化交流的本質、根源及成功案例有深刻見解的專家和學者，來自不同背景的他們，帶來了獨特和個性化的觀點。我們激烈地討論了未來文化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尤其關注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中心的可能性，以及香港如何促進中國與亞洲、亞洲之間、亞洲與歐洲，乃至全世界範圍的文化交流。

從20世紀中葉以來，建立文化中心就是很多國家展開文化交流的重要策略。

世界各地很多文化中心，都是擴大文化影響力，支持或者推行深入和廣泛的文化交流重要據點。截至目前為止，英國在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30個文化中心；德國在92個國家設立了150多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法國在91個國家設立了144個文化中心；美國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文化推廣場所800多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在全世界也有25個辦公室；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在各地設立了37個文化中心……

與此相對應的，截至2019年4月，中國政府已經在世界各地設立並啟用了37個中國文化中心，其中17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但是，就中國文化中心的發展現狀看來，它所展開的文化交流活動，有其局限性和挑戰。

首先是停留在文化傳播層面。這些文化中心，更多時候是扮演文化輸出的角色，向海外—尤其是海外華僑和華人—開展文化傳播。但我們知道，真正的文化交流應該是雙向、雙贏的，而中國文化中心有無可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已設中國文化中心的這37個城市的文化發展，面臨的挑戰是什麼？中國文化中心跟它們可以有怎樣的平等對話？

其次是停留在娛樂和文旅項目。目前為止，中國文化中心最具影響力的項目，還是類似「歡樂春節」類的娛樂節目，並沒有深入探索文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內核的內容。中國文化中心有無可能像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和歌德學院等機構，更加廣泛而深入地支持跨文化的實驗性質創作、研究和培訓？

香港駐紮各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是近年另一個可能作為文化網絡據點的機構。香港《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就指出：「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和內地辦事處將在推廣香港文化事業上擔當重要任務。」如果以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等這些機構作為案例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中心和香港經貿辦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可以有怎樣的潛力。這些文化中心對於建立文化交流網絡和平台、培養文化交流人才、開展深入的策略研究，無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現有以官方文化中心為主導的文化交流網絡，常常出現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網絡的單向性。很多網絡只是為了文化輸出而存在，當中沒有存在真正的雙向合作。網絡另一端僅僅是作為接收方的存在，而沒有在文化上成為相互學習、共同發展的伙伴。如何使網絡的各端是平等共贏，而不止是為單一文化宣傳所用的網絡，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網絡的可持續性。很多現有的國際合作模式和國際網絡，都是為了一次過或者短期交流，很難建立可持續的互動。這當中有各種原因和挑戰，例如資金不足、機構之間的協調，以及政治上的猜疑和阻力……尤其是長期願景和規劃的缺乏，以及領導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匱乏。

如果官方機構能夠與民間前線的藝術組織開展深度合作，那麼其自由度和靈活性可能更大，提供的內容也可能更加落地。藝術家和藝術組織之間，可以有雙向合作和建立長期網絡。

以日本的東京表演藝術會議（Tokyo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TPAM）為例。1995年，東京表演藝術市場（Tokyo Performing Arts Market）啟動；2011年主會場移至橫濱，將「市場」更名為「會議」。TPAM開展了各種項目、交流及與當地機構合作，並從2015年開始參與跟亞洲的國際合作，成為日本唯一的、也是亞洲極具影響力的表演藝術平台。如今，這個平台已經成立近30年，展現了可持續網絡的可能性。

另一個例子是泰國的曼谷國際表演藝術會議（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BIPAM），一個區域和國際交流與會議的平台。這是一個由劇場製作人及愛好者發起，並逐漸發展到與藝術家、學者和評論家合作的民間平台。從2017年成立以來，年輕的BIPAM一直是前線文化和藝術工作者——尤其是獨立藝術家們——致力發展一個區域的表演藝術社區和網絡的重要案例。

反倒是在諸如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大都市，我們只看到香港藝術節和新加坡國際藝術節這樣的平台，但沒有看到「HIPAM」或者「SIPAM」的建立，也鮮少看到民間發起的文化交流平台，去填補官方文化中心和官方藝術節的空白。疫情之前，進念．二十面體從2017到2019年連續3年舉辦的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也是在尋找一種文化交流模式。如今邁向「後疫情」的2023年，進念．二十面體及更多的民間前線文化團體，該如何繼續建立文化網絡的新模式？這個模式又如何能夠與官方文化中心和文化機構，展開更加深度的合作呢？

除了搭建可持續的國際網絡、培養高瞻遠矚的領導人才之外，更要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策劃平台。官方的文化中心和辦事處等機構，是已經存在的網絡基建，有空間、有人力資源、有資金，並且有政府相關政策的支持，這些都可以是文化網絡的基礎。但我們需要的是前線藝術組織的出謀劃策，去提出更具前瞻性、開放性、長遠的藍圖設計和項目策劃。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未來文化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作為一名不斷地探索藝術邊界的藝術家，他被譽為亞洲實驗性劇場最年輕有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於2016年獲頒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青年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