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疫情發生了多久，關於「後疫情」的討論就持續了多久。

對於後疫情的渴望實際上是我們對於「正常」或者「常態」的渴望。人類的潛意識中的層次結構認為「正常」要比「不正常」好，「常態」要比「非常態」穩定。但是「後疫情」和「新常態」是否真的存在？

在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下，表演藝術和文化交流的「非常態」策略，就是將現場表演虛擬化，將文化交流和國際合作轉為線上。三年來，現場表演藝術雖然不致於瓦解，但其現場感和集體感受到了顛覆性的衝擊；而文化交流除了中斷，更靈活的方式就是將其轉為視頻對話。例如去年我和榮念曾在線上進行的一系列對話《十日談》，便是我們對於虛擬交流的一個新實驗。雖然我身處香港可以和他面對面，但是和我們在真實時間裡共處的觀眾，並不能在真實空間裡存在——原本論壇、展演、工作坊式的公共溝通，透過鏡頭轉化為更私密的溝通，文化交流中的身體場域被迫重新定義。

這些「非常態」是否能成為「新常態」？

恢復現場演出已經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完成，但是肉身的國際交流仍舊如履薄冰。虛擬化似乎並未成為真正的替代，反而更加凸顯疫情之下的衝擊和挑戰。我將這些挑戰總結為：慢性壓力、科技焦慮、交流幻象。

「慢性壓力」是在所謂的新常態下浮現出來的老問題。它早就存在文化工作者的骨子裡。新加坡因為疫情而全城封鎖最嚴重的2020年6月，英文報章The Sunday Times刊登了一份調查結果：藝術家被評為「最無關緊要的工作」（most nonessential job）。霎時間藝術家彷彿被傷口上撒鹽。但其實這算不上什麼新聞，疫情只是進一步悲劇化了這個事實。三年來，應對居家隔離、停工、轉行、領取救濟金，各種不確定因素更加累積成為消極的感受和想法。線上展演和交流似乎不能緩解藝術家的不安，反而更加凸顯、提醒、甚至加劇了其困頓的狀態。對藝術的熱情和鬥志，被擴大的生活困境所帶來的疲惫感取代，剩下迷茫、焦慮、易怒、甚至絕望⋯⋯

我在2020年初成立了一個文化領袖訓練平台「避難學院」（Emergency Academy），試圖去回應這個困境。然而，當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長時間盯著屏幕中的自己在進行虛擬交流時，「鏡像焦慮」不僅僅反映的是對自我的不自信，更是一次次提醒被扭曲和被困頓的正常生活狀態。虛擬交流除了能提供一些相互的安慰、可借鑑的策略，也可能在驗證其毫無出路、「無關緊要」的現實。

疫情加速了人們走向虛擬。我們心急火燎地將現場搬到線上，但是數據和經驗很快告訴我們，無論技術上還是收視上，它們可能遠不如網紅的各類吃播、在隔離酒店的直播、奶頭樂的無聊綜藝。藝術家很快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媒介的轉換，需要學習和調整的東西太多了。對於現場感駕輕就熟的創作者，愕然發現他們無法直接形成傳統意義上的創作和交流，需要不斷地重新思考鏡頭語言和數碼形式的可能性。

2020年3月，我參與了Re-Connect線上藝術節（Re-Connect Online Performance Festival）的籌劃。那可能是藝術家對於疫情最早的應激反應之一。但是反應不是主動出擊，真正與新媒介進行結合與互動，任重道遠。剛剛過去的多倫多SummerWorks藝術節，我和上海藝術家小珂以「防火牆」為題材和內容進行合作。但我們很快就同意，線上形式總是隔靴搔癢。今年9月我為東京藝術祭農場（Tokyo Festival Farm）舉辦線上講座，8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員也不出所料地探索疫情和科技對於「聚集」的衝擊。這種衝擊，在知識儲備不足之下，對於某些藝術家也可能發展成為對技術的恐懼、對技術的應接不暇：現場表演是否即將成為傳統藝術？舊有的意識形態該如何被維護？

隨著科技焦慮而來的是對交流的不信任。線上改變了訴說和傾聽的模式。線上會議進入他者文化變得速食般便利的，文化習得變得高度集中化。與之相比，我肉身飛到香港進行長達數月的交流，是一種慢節奏的奢侈。誠然，缺乏了面對面的親密接觸，握手、交談、擁抱、耳語，屏幕上人和人的相互認知停留在遺像般的尺寸，對空間缺少了溫度、聲音、觸摸、味道、光線的感知，總讓人覺得這一切都是幻象，都是假的。

我和王翀（北京）、林人中（巴黎/台北）在過去三年裡進行的《錯話》（Trialogue），每一次我們都在各自城市各自房間裡「會面」，公共外交中強調的「最後三英尺」不復存在。於是，我們的對談可能成為一場對著鏡頭的表演，對著虛空的表演，對著彼此的表演。除了我們，那些湧入Zoom聊天室的看客，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單向偷窺，改變了溝通的權力層次結構。這種「交流幻象」可能帶來的是交流的僵硬和焦慮。另一個例子是今年初我進行的網絡創作《靈戲在線》，隔空看著五位來自不同城市的、年過半百的藝術家處理著技術問題，總難免產生如幻似夢的無力感。看得到、摸不著——這種力不從心也在加深我們的慢性壓力。

三年來，我們都在希望重現「舊常態」的同時，說服自己接受「非常態」已經變成了「新常態」。但是，這種對於新常態的渴望，是基於對於疫情前舊常態的緬懷，還是對於疫情後新常態的希翼？新常態是否是新的契機和策略？抑或是舊的問題和困境的反應？

有沒有可能，「沒有常態」就是我們的「常態」？一切只不過是我們以疫情為藉口，在發現和宣洩我們的壓力、焦慮和恐懼？

的確，「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適應線上線下融合的文化交流模式，推動新科技帶來的形式性變革，尋找長期發展的新策略。但是對於文化交流，我們總期待有一些發展，有一些改變，有一些「變態」。疫情之前就已經如此了，那為什麼我們還是在用「常態」這個詞呢？就好像此刻我在香港這座陌生的城市裡寫下這篇文章，可能——根本就沒有「常態」這回事。

劉曉義

進念劇季駐團藝術家、新加坡「避難階段」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