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normal”

疫情发生了多久，关于「后疫情」的讨论就持续了多久。

对于后疫情的渴望实际上是我们对于「正常」或者「常态」的渴望。人类的潜意识中的层次结构认为「正常」要比「不正常」好，「常态」要比「非常态」稳定。但是「后疫情」和「新常态」是否真的存在？

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表演艺术和文化交流的「非常态」策略，就是将现场表演虚拟化，将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转为线上。三年来，现场表演艺术虽然不致于瓦解，但其现场感和集体感受到了颠复性的冲击；而文化交流除了中断，更灵活的方式就是将其转为视频对话。例如去年我和荣念曾在线上进行的一系列对话《十日谈》，便是我们对于虚拟交流的一个新实验。虽然我身处香港可以和他面对面，但是和我们在真实时间里共处的观众，并不能在真实空间里存在——原本论坛、展演、工作坊式的公共沟通，透过镜头转化为更私密的沟通，文化交流中的身体场域被迫重新定义。

这些「非常态」是否能成为「新常态」？

恢復现场演出已经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完成，但是肉身的国际交流仍旧如履薄冰。虚拟化似乎并未成为真正的替代，反而更加凸显疫情之下的冲击和挑战。我将这些挑战总结为：慢性压力、科技焦虑、交流幻象。

「慢性压力」是在所谓的新常态下浮现出来的老问题。它早就存在文化工作者的骨子里。新加坡因为疫情而全城封锁最严重的2020年6月，英文报章The Sunday Times刊登了一份调查结果：艺术家被评为「最无关紧要的工作」（most nonessential job）。霎时间艺术家彷彿被伤口上撒盐。但其实这算不上什麽新闻，疫情只是进一步悲剧化了这个事实。三年来，应对居家隔离、停工、转行、领取救济金，各种不确定因素更加累积成为消极的感受和想法。线上展演和交流似乎不能缓解艺术家的不安，反而更加凸显、提醒、甚至加剧了其困顿的状态。对艺术的热情和斗志，被扩大的生活困境所带来的疲惫感取代，剩下迷茫、焦虑、易怒、甚至绝望⋯⋯

我在2020年初成立了一个文化领袖训练平台「避难学院」（Emergency Academy），试图去回应这个困境。然而，当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长时间盯着屏幕中的自己在进行虚拟交流时，「镜像焦虑」不仅仅反映的是对自我的不自信，更是一次次提醒被扭曲和被困顿的正常生活状态。虚拟交流除了能提供一些相互的安慰、可借鑑的策略，也可能在验证其毫无出路、「无关紧要」的现实。

疫情加速了人们走向虚拟。我们心急火燎地将现场搬到线上，但是数据和经验很快告诉我们，无论技术上还是收视上，它们可能远不如网红的各类吃播、在隔离酒店的直播、奶头乐的无聊综艺。艺术家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媒介的转换，需要学习和调整的东西太多了。对于现场感驾轻就熟的创作者，愕然发现他们无法直接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和交流，需要不断地重新思考镜头语言和数码形式的可能性。

2020年3月，我参与了Re-Connect线上艺术节（Re-Connect Online Performance Festival）的筹划。那可能是艺术家对于疫情最早的应激反应之一。但是反应不是主动出击，真正与新媒介进行结合与互动，任重道远。刚刚过去的多伦多SummerWorks艺术节，我和上海艺术家小珂以「防火牆」为题材和内容进行合作。但我们很快就同意，线上形式总是隔靴搔痒。今年9月我为东京艺术祭农场（Tokyo Festival Farm）举办线上讲座，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也不出所料地探索疫情和科技对于「聚集」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知识储备不足之下，对于某些艺术家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技术的恐惧、对技术的应接不暇：现场表演是否即将成为传统艺术？旧有的意识形态该如何被维护？

随着科技焦虑而来的是对交流的不信任。线上改变了诉说和倾听的模式。线上会议进入他者文化变得速食般便利的，文化习得变得高度集中化。与之相比，我肉身飞到香港进行长达数月的交流，是一种慢节奏的奢侈。诚然，缺乏了面对面的亲密接触，握手、交谈、拥抱、耳语，屏幕上人和人的相互认知停留在遗像般的尺寸，对空间缺少了温度、声音、触摸、味道、光线的感知，总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象，都是假的。

我和王翀（北京）、林人中（巴黎/台北）在过去三年里进行的《错话》（Trialogue），每一次我们都在各自城市各自房间里「会面」，公共外交中强调的「最后三英尺」不復存在。于是，我们的对谈可能成为一场对着镜头的表演，对着虚空的表演，对着彼此的表演。除了我们，那些涌入Zoom聊天室的看客，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单向偷窥，改变了沟通的权力层次结构。这种「交流幻象」可能带来的是交流的僵硬和焦虑。另一个例子是今年初我进行的网络创作《灵戏在线》，隔空看着五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过半百的艺术家处理着技术问题，总难免产生如幻似梦的无力感。看得到、摸不着——这种力不从心也在加深我们的慢性压力。

三年来，我们都在希望重现「旧常态」的同时，说服自己接受「非常态」已经变成了「新常态」。但是，这种对于新常态的渴望，是基于对于疫情前旧常态的缅怀，还是对于疫情后新常态的希翼？新常态是否是新的契机和策略？抑或是旧的问题和困境的反应？

有没有可能，「没有常态」就是我们的「常态」？一切只不过是我们以疫情为藉口，在发现和宣洩我们的压力、焦虑和恐惧？

的确，「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交流模式，推动新科技带来的形式性变革，寻找长期发展的新策略。但是对于文化交流，我们总期待有一些发展，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变态」。疫情之前就已经如此了，那为什麽我们还是在用「常态」这个词呢？就好像此刻我在香港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写下这篇文章，可能——根本就没有「常态」这回事。

刘晓义

进念剧季驻团艺术家、新加坡「避难阶段」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