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Developing Networks of Culture: Governments’ Strategies and Civic Pioneers

今年9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的葛罗托斯基研究所、11月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进念．二十面体主办了两次文化交流论坛。会议聚集了多位对文化交流的本质、根源及成功案例有深刻见解的专家和学者，来自不同背景的他们，带来了独特和个性化的观点。我们激烈地讨论了未来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关注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中心的可能性，以及香港如何促进中国与亚洲、亚洲之间、亚洲与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

从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文化中心就是很多国家展开文化交流的重要策略。

世界各地很多文化中心，都是扩大文化影响力，支持或者推行深入和广泛的文化交流重要据点。截至目前为止，英国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0个文化中心；德国在92个国家设立了150多个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法国在91个国家设立了144个文化中心；美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推广场所800多个；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全世界也有25个办公室；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在各地设立了37个文化中心……

与此相对应的，截至2019年4月，中国政府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立并启用了37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17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就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现状看来，它所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其局限性和挑战。

首先是停留在文化传播层面。这些文化中心，更多时候是扮演文化输出的角色，向海外—尤其是海外华侨和华人—开展文化传播。但我们知道，真正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双赢的，而中国文化中心有无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已设中国文化中心的这37个城市的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什麽？中国文化中心跟它们可以有怎样的平等对话？

其次是停留在娱乐和文旅项目。目前为止，中国文化中心最具影响力的项目，还是类似「欢乐春节」类的娱乐节目，并没有深入探索文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内核的内容。中国文化中心有无可能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歌德学院等机构，更加广泛而深入地支持跨文化的实验性质创作、研究和培训？

香港驻扎各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是近年另一个可能作为文化网络据点的机构。香港《行政长官2021年施政报告》就指出：「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和内地办事处将在推广香港文化事业上担当重要任务。」如果以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这些机构作为案例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心和香港经贸办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可以有怎样的潜力。这些文化中心对于建立文化交流网络和平台、培养文化交流人才、开展深入的策略研究，无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现有以官方文化中心为主导的文化交流网络，常常出现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的单向性。很多网络只是为了文化输出而存在，当中没有存在真正的双向合作。网络另一端仅仅是作为接收方的存在，而没有在文化上成为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伙伴。如何使网络的各端是平等共赢，而不止是为单一文化宣传所用的网络，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网络的可持续性。很多现有的国际合作模式和国际网络，都是为了一次过或者短期交流，很难建立可持续的互动。这当中有各种原因和挑战，例如资金不足、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政治上的猜疑和阻力……尤其是长期愿景和规划的缺乏，以及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匮乏。

如果官方机构能够与民间前线的艺术组织开展深度合作，那麽其自由度和灵活性可能更大，提供的内容也可能更加落地。艺术家和艺术组织之间，可以有双向合作和建立长期网络。

以日本的东京表演艺术会议（Tokyo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TPAM）為例。1995年，东京表演艺术市场（Tokyo Performing Arts Market）启动；2011年主会场移至横滨，将「市场」更名为「会议」。TPAM开展了各种项目、交流及与当地机构合作，并从2015年开始参与跟亚洲的国际合作，成为日本唯一的、也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平台。如今，这个平台已经成立近30年，展现了可持续网络的可能性。

另一个例子是泰国的曼谷国际表演艺术会议（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BIPAM），一个区域和国际交流与会议的平台。这是一个由剧场製作人及爱好者发起，并逐渐发展到与艺术家、学者和评论家合作的民间平台。从2017年成立以来，年轻的BIPAM一直是前线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尤其是独立艺术家们——致力发展一个区域的表演艺术社区和网络的重要案例。

反倒是在诸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大都市，我们只看到香港艺术节和新加坡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平台，但没有看到「HIPAM」或者「SIPAM」的建立，也鲜少看到民间发起的文化交流平台，去填补官方文化中心和官方艺术节的空白。疫情之前，进念．二十面体从2017到2019年连续3年举办的香港带路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也是在寻找一种文化交流模式。如今迈向「后疫情」的2023年，进念．二十面体及更多的民间前线文化团体，该如何继续建立文化网络的新模式？这个模式又如何能够与官方文化中心和文化机构，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呢？

除了搭建可持续的国际网络、培养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才之外，更要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策划平台。官方的文化中心和办事处等机构，是已经存在的网络基建，有空间、有人力资源、有资金，并且有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这些都可以是文化网络的基础。但我们需要的是前线艺术组织的出谋划策，去提出更具前瞻性、开放性、长远的蓝图设计和项目策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一名不断地探索艺术边界的艺术家，他被誉为亚洲实验性剧场最年轻有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2016年获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