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On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Culture – A Stud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亚洲和东南亚的「文化之都」在哪里？我们的文化政策和战略如何解决该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呢？

一座城市被称为「文化之都」是需要根基的，而根基并不会凭空出现。这背后蕴含着历史的底蕴，也包括了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战略。作为亚洲自由开放的大都会，香港和新加坡在这场文化之都的竞跑中都极有可能脱颖而出。中国国务院于2020年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兴地位；而新加坡2018年公布的文化政策白皮书《Our SG Arts Plan》也將「使新加坡的全球化」（Position Singapore Globally）列为三大策略之一，并写入国家艺术理事会的使命中。

然而，建立一个文化交流中心的具体策略和挑战，究竟为何？本文试以三点进行讨论。

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必须拥有足够的文化「硬」基建。然而，文化基建不仅仅是增加博物馆和表演场地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文化「软」基建。对于新加坡和香港来说，更重要的是搭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交流空间，包括培育人才的平臺、文化研究的智库、合作网络的建立等等。

拥有大大小小的艺术节和艺术中心并不等于搭建了以上的平臺。如果停留在呈献节目的层面，停留在短期的绩效，那麽这些平臺顶多就是一个「活动中心」，而不能为艺术家、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艺术机构，乃至观众，提供真正可以持续学习及沟通交流的空间。

相对于东南亚的大多数城市，香港和新加坡都拥有资源上的优势，去投资在「丰富文艺内容」上。但是在资源规划时，有多少百分比是着眼在长远研究与发展上，有多少百分比是投入到对外交流的软基建的呢？「节目」只能吸引来观看的观众，而优秀的软基建能带来优秀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的聚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之都。

文化之都需要具有文化视野的人才。香港一直都为香港演艺学院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表演艺术学府而沾沾自喜，新加坡也正在筹备新的艺术大学。然而，这些艺术院校培养的，究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领袖，是具有跨文化视野的管理人才，还是只是基于技能的工兵型人才？

现有的艺术院校，能培养得出多少个郭宝崑和荣念曾？对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位都不仅仅是出色的艺术大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文化网络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思考和身体力行。然而文化领袖的策略性思维，需要多年的累积沉淀，更需要一个成熟开放的沃土去培养和支持。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多元化国际都市的基底，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使之都有培养文化领袖的天然潜力。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艺术院校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投放在跨文化交流的课程研究、有意识地填补正规艺术院校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艺术节和艺术中心能否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教育中心？

对外交流需要一个长期的网络。香港艺术发展局有「文化交流计划」向外推广本地作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市场和观众发展拨款」也支持出国巡迴。但是，除了更有策略地「走出去」，我们也需要更开放兼容地「请进来」。一个文化交流中心，需要更有文化自信地担任主人的角色，去促成网络的建立。

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大多数现有的交流也都是一次性，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这当然和现有的艺术拨款结构有关係。出资方总是要求看到短期的成果和绩效，而文化交流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网络。

2019年，我在进念·二十面体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进行了东南亚六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这个前哨研究，是对文化环境进行摸底，了解亚洲各地的文化政策、文化交流现状、主要的文化机构及其它们面临的挑战。这些研究是进行长期策划和网络建设的第一步。香港和新加坡有无可能支持更多这样的「非演出交流」？

后疫情时代已然开始，新的流动模式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新高峰，机遇和挑战扑面而来。「文化交流中心」也好，「文化之都」也罢，当然都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倘若停留在想像，那就永远不成。香港也好，新加坡也罢，都应该大胆地拟定计划、迈出脚步。这两座城市之间除了竞争关係，又有没有可能成为合作关係，共同发展区域的文化交流网络，真正成就亚洲文化的双城记呢？问题是：谁来启动？谁来规划？谁来支持？谁来执行？谁来评估？

作为一名不断地探索艺术边界的艺术家，他被誉为亚洲实验性剧场最年轻有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2016年获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