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que as a Method in Search of Creative Journey (2) Critique as a Method in Search of Creative Journey (2) Critique as a Method in Search of Creative Journey (2)

2022年，榮念曾獲邀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實驗實驗展：榮念曾創作五十年」展覽，回顧他自1970年代開展的跨媒體藝術創作；同時藉此重塑與延伸他過往的創作，重新向觀眾介紹榮氏多年來在跨媒體實驗藝術、評論、倡導、保育及發展等方面的經驗。

籌備回顧展的過程中，他意識到檔案保存的挑戰，不斷提出疑問：

什麼是歷史？

誰在書寫歷史？

誰在詮釋事實？

誰在紀錄？

誰在評論？

知識的平台是什麼？

誰決定保存和傳播哪些知識？

我們可以把個人的實踐和觀察當成歷史看待，然後反思這些問題。如果（藝術）行動可被視為對歷史的一種論述，那麼（藝術）記錄便成為對歷史的重新審視。

榮念曾接續透過放映編輯自《驚夢》第五場〈他被警告不得進入劇場〉的錄像，提出拍攝記錄實際上正詮釋原作，闡述「記錄」和「編輯」如何成為對作品的「評論」。

這段影像由演出中段的一場「排練」、真實的彩排片段，和投影在布幕上的文字組成，當中包括舞台上的一桌兩椅、反覆出現的傳統中國戲曲動作等重要元素。這一場「戲」不可或缺的是觀眾被舞台上的鏡頭拍攝而成的畫面。觀眾在投影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忽而成為「被警告不得進入劇場的他」，讓這一幕的結構成為呼應演出命題的內容，同時成為組成整個演出的結構骨架。演出直接將問題拋諸觀眾身上，提醒他們正在參與一次劇場行動，而非單純欣賞一個已經自我完成的演出。這概念同樣應用在這段錄像的編輯、傳播當中。

榮念曾解釋進行這段錄像剪接的是《驚夢》其中一位演員。編輯過程中，他需要從舞台上的行動視角抽身，整理演出的素材，梳理出超越作品已經建立的論述。因此，這段影像意不在純粹客觀地記錄演出，而是通過這個編輯過程讓演員（擴展至創作團隊的任何一員為理想）以錄像作為另一種媒介、另一個框架重新審視這一段無可避免被壓縮成二維空間的劇場演出（現場藝術），進行自我評論。

唯有通過重組、轉換，補完甚至強化現場演出的不足之處，創作者和參與其中的觀眾方可對作品，甚至媒介本身作進一步評論。

榮氏提出藝術與評論都是開放性的行動，皆對藝術發展至關重要。這讓我們重新審視評論家的存在，思考藝術評論作為學科與內容的可能性；而藝術家又怎樣在創作過程中不被身份的定位和想像所限制，將評論意識加入作品當中。

榮念曾常將作品與評論聯繫在一起。這也許可以視為藝術家對舊作品的評論，並將其向外延伸以回應時代，或向內探索的自我評論。這源自榮氏三十年前受政府邀請，參與成立香港藝術發展局期間，爭取「藝術評論」成為業界代表，並因此成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經歷。這讓藝術評論制度化，成為維持藝術發展的獨立和可持續性的策略，藉此遠離政治或商業的干預。

演講結尾，榮氏播放了與開場相同的錄像。與一開始的大半無聲不同，這次播放的錄像配上貝多芬〈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一段本來用來作歌頌拿破崙的音樂。榮念曾在創作《驚夢》的過程中，多次分享一個故事：在完成作品之後，貝多芬對拿破崙登基深感失望，憤而將原本對拿破崙的的獻詞擦掉，將標題改爲「紀念一位英雄人物」。

這段錄像在演出終幕放映。演出裡，躺在地上的一位演員隨著樂章演奏和錄像演化緩緩坐起，接著其他演員也一個跟着一個步進舞台，加入其中，坐在前舞台的邊緣，最靠近觀眾的位置。他們跟觀眾一同面向再次放映的錄像，直至畫面從一片俯瞰視角的人浪，逐漸變成海浪；再出現一個又一個紅框，直至將整個畫面變成紅色，最終被燈光洗走，幻變成一片空白。隨著燈光暗掉，整個演出畫上句號。

通過錄像叩問藝術發展中領導與英雄的分別。藝術發展真正需要的是領袖，還是英雄？藝術家又怎樣將自己放置在不同的角色扮演與認同轉移當中？

通過跨越，藝術家可以重組自身與外在環境框架的關係，建設機構化的個體。通過主動與被動、個人與組織、地域與世界網絡等來回轉換思考，準備回應制度的轉變。一個人將自己放置在非慣性的位置，也好比讓一個演員參與編輯、評論自己所參與的演出一樣，在另一個位置重新審視自己站在台上無法看見的整體面貌。

這次分享貫徹演講題目：「藝術作為紀錄、紀錄作為評論、評論作為藝術」，以《驚夢》裏裏外外的經驗，實踐藝術作為記錄社會事件的方法、通過記錄作為評論事件本身的載體、以評論作為藝術創作的推動力，讓藝術家在跨領域意識下，尋找到自己的創意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