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本小說，薄伽丘的《十日談》當中需要經營的是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手法等等；但榮念曾和劉曉義以直播對話的模式進行，相對來說更加隨意和鬆動。而後兩人的口頭對話，再被編輯成為文字出版，則是類似《聊齋誌異》式的二度創作——傳說中蒲松齡在街頭擺攤聽故事之後，再將聽來的故事潤色加工。但是《拾日談》書中仍舊保留了榮念曾和劉曉義對話的形式。
對話有一個優勢，便是兩人可以扮演一問一答、相互推動、解構，甚至辯論的可能，過程中可以直觀地展現不同的觀點和視角。榮念曾也在「意圖」一節中所說「我想曉義非常感興趣，想知道我是怎麼開始的，這個是他的意圖，也是他的好奇。他想解構我做創作的歷史。」兩人來自不同的世代，榮念曾比劉曉義年長39歲。雖然來自不同的成長和創作背景，但兩人又以類似「師徒」的方式合作了十餘年。兩人的對話就好比兩位作者同時書寫一本書，淡化了敘述者的權威，也使不同的背景和年齡的觀眾，找到自己的切入點。
從這個跨越世代的角度看，《拾日談》也可能像是《論語》，或者美國作家米奇·阿爾博姆式的《相約星期二》。一直以來，文化藝術的研究和論述是相對缺乏的，《拾日談》以這樣的方式，留下了很多關於文化藝術的寶貴討論。 不論是審視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實驗藝術和科技的關係，抑或是改寫藝術和論述的關係，《拾日談》在疫情期間所做的這個嘗試，都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值得繼續討論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