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重看《十日谈》 后疫情时代重看《十日谈》 后疫情时代重看《十日谈》

义大利文艺復兴时期作家乔凡尼．薄伽丘所着的一本写实主义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描述了1348年繁华的佛罗伦斯发生的一场残酷的瘟疫，七位女性和三位男性到郊外山上的别墅躲避瘟疫，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来渡过酷热的日子。 《十日谈》曾经因为「伤风败俗」而被列为禁书。虽然是在瘟疫背景下的创作，但是薄伽丘选择的切入点却是男欢女爱、讽刺教条，藉此来呼唤人性解放。疫情对于薄伽丘来说，只是一个契机。

薄伽丘的《十日谈》虽然诉诸爱情，但更像是一个《一千零一夜》式的策略，借题发挥去嬉笑怒骂，探索人性和社会。而荣念曾和刘晓义作为艺术工作者，两人所展开的对话则是更加与文化艺术相关。表面上看，新冠期间，剧场、美术馆、学校停摆，表演艺术家们失去了很多工作和平台；更深层地去看，文化艺术在许多社会当中，本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处境，疫情不过是将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荣念曾与刘晓义的《拾日谈》，也是艺术家在藉由疫情去反思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正如荣念曾在《拾日谈》书中「身体」一节中所说：「通常我们做剧场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真实空间和真实时间。现在就少了这一方面，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疫情也在启发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以前做的剧场是不是一厢情愿？」

薄伽丘的《十日谈》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而荣念曾和刘晓义身处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因此他们不需要像《十日谈》中的七女三男那样躲到山上去闭门说故事。他们甚至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就好像是关在屋子里，但是同时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疫情期间，全球各地的表演艺术团体，都不约而同地採用线上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以此来应对不能面对面沟通和聚集的问题。这肯定对本来表演艺术所强调的「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元素有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但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麽是沟通，以及科技对于沟通，对于表演艺术可能带来的新刺激。荣念曾和刘晓义两人的对话某种程度上，正是藉由了科技的力量散播开去，不只是香港，也有很多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内地、台湾，甚至欧洲和美洲的朋友，两百多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侷限，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两人在对话当中，也不断提醒观众，如何去重新思考科技和艺术之间的互动关係。

刘晓义在「科技」一节中也谈到：「这两年大家一定有这种紧迫感，觉得科技在影响艺术，科技也可能在推动艺术；但是反过来，艺术可以怎麽去推动科技的发展？」 

作为一本小说，薄伽丘的《十日谈》当中需要经营的是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等等；但荣念曾和刘晓义以直播对话的模式进行，相对来说更加随意和松动。而后两人的口头对话，再被编辑成为文字出版，则是类似《聊斋誌异》式的二度创作——传说中蒲松龄在街头摆摊听故事之后，再将听来的故事润色加工。但是《拾日谈》书中仍旧保留了荣念曾和刘晓义对话的形式。

对话有一个优势，便是两人可以扮演一问一答、相互推动、解构，甚至辩论的可能，过程中可以直观地展现不同的观点和视角。荣念曾也在「意图」一节中所说「我想晓义非常感兴趣，想知道我是怎麽开始的，这个是他的意图，也是他的好奇。他想解构我做创作的历史。」两人来自不同的世代，荣念曾比刘晓义年长39岁。虽然来自不同的成长和创作背景，但两人又以类似「师徒」的方式合作了十馀年。两人的对话就好比两位作者同时书写一本书，淡化了叙述者的权威，也使不同的背景和年龄的观众，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从这个跨越世代的角度看，《拾日谈》也可能像是《论语》，或者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式的《相约星期二》。一直以来，文化艺术的研究和论述是相对缺乏的，《拾日谈》以这样的方式，留下了很多关于文化艺术的宝贵讨论。 不论是审视艺术和社会的关係，实验艺术和科技的关係，抑或是改写艺术和论述的关係，《拾日谈》在疫情期间所做的这个尝试，都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案例。 

对谈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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