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主持： 黄裕伟
讲者： 松岛诚、朴豪彬、Rady Nget、肖向平
回应： 姚凯琳、刘晓义
日期：2026年7月5日（日）17:00–18:30
地点：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

表演艺术节是一个聚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在一段密集时间内展示与交流的场合。以1973 年成立的香港艺术节为例，其初衷是透过引入国际作品为本地观众丰富文化生活。

可是到了今天,随着国际旅行与社交媒体普及，大众已经可以随时在 YouTube 上或商业影音平台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作品。艺术节逐渐成为一种产业和城市品牌工具，变成文化消费，并趋向制作迎合市场的奇观式大型节目(spectacles)。

也许我们可以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艺术节的目的是什么？又是为了谁而举办？

要进一步思考艺术节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焦点必须从展示作品转向透过实践进行观念与价值的交流。艺术节本身是一个包括舞台内外不同形式互动的开放平台，可以理解为一种「进行式」(happening)的场域。参与者无论艺术家或观众都不可避免地面对文化与思想差异的冲击，需要付出努力去理解彼此。而这正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激发意想不到的创意成果。

由此，艺术节可以成为一个原型测试与实验新观念或形式的场域，同时挑战个人创作与既有制度的边界，例如对资助模式的期望、节目策划的逻辑、观众的既有想像等等。那么，当艺术节以形式和内容的实验为核心，它能够在艺术、个人、社会层面上产生怎样的知识?

因此，对于探讨未来艺术节的发展方向，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实验和交流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关于时间性(Temporality)：艺术节过后留下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单次的交流转化为持续的发展？

关于规模(Scale)：对于互动与实验，相对小型和紧凑的环境是否更有效？我们如何在不同规模的场域找到实验空间？

关于能动性(Agency)：当文化交流受到组织资源限制时，艺术家如何突破这些限制以开启合作？

主持：刘晓义
讲者：任家乐、杨俊烽、新加坡同学1-2名、⾹港学员1-2名
回应：松岛诚、朴豪彬、Rady Nget、姚凯琳
日期：2026年7月6日（一） 14:00–16:00
地点：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小剧场

当代教育机构一方面提倡创意与创新，但实际运作却受制于绩效产出和国际排名等管理指标，导致一种以技能和成效为本的训练模式。创意知识与批评思考，在这种功利主义教育的制度下，正面临被简化为市场实用价值的危机。

然而，尤其对艺术与创意教育而言，技能的学习应该是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包浩斯学院所主张，工艺技能是艺术家/设计师成长的基础，而技能训练应被放在更广的脉络之中，结合技术性的「如何做」与批判性的「为何做」。可是现今一般教学机构往往只注重「如何做」的问题，而对理解、表达与反思等批判性层面则相对薄弱。当前的艺术教育是否只是在培训产业从业员，能不能同时培育具备感受力、想像力与批判力的创作思考者？在效率与绩效的压力之下,我们有否教授既有技能以外的时间和空间？

这种对于时间和资源的反思，与艺术教育作为培育未来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渠道，因而在文化生态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当业界不断释出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教学机构不免会为考虑学生出路而将教学方向往市场需要靠拢。所以，思考「学院」制度，就是挑战既有假设,追问未来的文化生态和就业市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把创意教学场域理解为实验室,或许能为未来教育带来另一种想像。实验室是一个重视实验、勇于试错、拥抱意外成果，而非建立线性技能的场所。将这种模式带入艺术教育，「应该教授什么技能」的问题则转变为「如何建立一个能培养创意感知、批判思考与自主实验的环境？」连结技能训练与批判反思，这将让学生主导自己的实验作品，而老师则成为共同研究者而非提供绝对答案的权威。

学校也随之成为一个持续运作的智库，不断被检视与修订。透过培养共情、理解、表达和批判的能力，教学将聚焦于创作意念如何被传达、当中的考量是什么，以及课程本身如何因应实际情况而演进。 STEAM 的论述支持将艺术融入未来以科技导向的教育模式。然而，对于前瞻的创意机构而言，问题或许应该反过来：怎样的教学工具和体制才能让创意引领未来科技创新发展？

关于评核(evaluation)：怎样的考评制度才能体现创意过程的价值？我们该寻求哪种的学习实证？

关于协作(collaboration)：如何设计一种教学框架，能让学生、教师与艺术工作者共同探讨创作议题，超逾对既有角色的分工和认知？

关于进步(progression)：艺术家的成长其实是一个更长远的发展历程。那么，在校教育如何将学习拆解为有意义的阶段，逐步建构成持续的实验创作旅程？

主持： 姚凯琳
讲者： 荣念曾、刘晓义
回应： 松岛诚、朴豪彬、Rady Nget
日期：2026年7月7日（二） 14:00–16:00
地点：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小剧场

相比于暂时性的艺术节或周期性的教学环境，公共文化机构往往被视为在浮动多变的文化生态体系中相对稳定的支点。许多二十世纪后期扩展或成立的公共文化机构，作为政府或公益资源的管理者，肩负了支持艺术创作与文化交流的使命。透过资金、管理与传播,这些机构将艺术创作纳入一套有序而组织化的系统，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创作意志整合为集体行动。

然而，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受特定议题或价值观所塑造的程序与规范之上，进而产生或明显或隐性的机制，创作自由与实验精神有所限制。

这便带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机构,其组织文化之中内置了哪些框架与边界？ 而作为不同程度上身处其中的文化工作者，我们有多了解和意识到这些被继承与内化的规条？

机构制度是由共痛价值、理念与行为所界定，并透过营运设计和决策方式不断被强化。很多时候，价值一致的目标意味着寻求共识，让机构倾向产出最多持份者认可的结果，因而过滤掉一些看似不合群的声音。当共识成为主导的时候，创作便容易重复既有形式、结构与概念，局限了对差异的反思与探索未知的空间。

我们在文化机构当中面临着各种条条框框，例如预算机制、节目周期、空间使用、人事架构等等,这是都可能是阻碍创意的转化和实践的壁垒。那么,在这些保守机制之下，我们如何培养批评思维？当组织文化以效率和技术产出视为达致共识的表象，文化工作者较难提出质疑和突破这些预设框架。只有在能够容纳分歧，并对差异的存在和讨论持开放的态度，创造力才有可能在既定体制中出现。

因此，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身处于组织文化之中，如何能让所属机构意识到自身的边界，并有意识地超越这些限制？

关于规模与资源(scale and resources)：文化机构是否应维持小规模以保持自主性？还是应扩张以获取更多资源?两者之间又各有什么得失？

关于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文化机构需要什么样的内部组织，如资助模式、排练/驻留空间、治理架构、评估工具，才能支持长期实验而非单次迎合流行的投机项目？

关于参与(engagement)：除了填写满意度问卷之外，艺术家、行政工作者与观众，又能如何真正参与、审视、和重塑组织文化？

主持：姚凯琳
讲者：朴豪彬、松岛诚、Rady Nget、任家乐、杨俊烽、NAFA同学1-2名、⾹港学员1-2名
回应：刘晓义
日期：2026年7月8日（三）14:00–16:00
地点：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小剧场

艺术创作常被想像成一种个人而内在的行为，但它其实没办法完全脱离周遭条件的影响。当下各种交错的外在力量，如政策、市场、媒体、科技，显著地影响着艺术与文化发展。这些力量不仅设定了艺术创作的场域，同时塑造了文化生产的条件：谁人可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资源进行艺术创作，进一步界定了艺术与文化的价值体系。这些外力向艺术工作者提出了迫切的问题：我们是顺从、抵抗、转向，还是可以重新改写剧本?

政治与政策：文化政策同时通过短期项目资助和长期基础设施支持实施。如今，大部分政策仍然集中在单次项目批款，让艺术家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工作条件，并且需要在形式和内容上依附政策主题与期望。

市场与观众：当艺术进入市场，观众兴趣和产业机制等考量便形成了对创作和呈现方式的结构性压力。较小众的艺术实践是否仍有发展空间,还是会被推向可视性与支持的边缘?

媒体与科技：新兴媒体科技早已改变传统美学，而数码平台和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奇观式和可分享经验的主导。它们拥有决定什么值得被大众看见、以及建立主流论述的力量。当大家均被能见度与流量吸引时，艺术实践如何能保持其完整性并忠于自身的工艺？

身处于多变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多重压力之中，当下作为艺术文化工作者好像比任何时候更感艰难。然而，这也并非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艺术与社会从未隔绝。因此，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外部介入的存在，而是如何将其转化创作的力量和回应对象。当压力累积、空间收窄的时候，犬儒主义或许会成为逃避失望的庇护所，可是这也会磨灭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想像。那么，我们该如何清醒地面对外力而不退缩至犬儒式的个人表达之中?

除了上述制度性力量之外，我们现今还需要面对许多全球与本土危机：政治不稳、社会不平等、生态崩坏等等… 这些处境无可避免地在塑造我们的创作方向。因此，在这次对谈当中，除了思考哪些力量正在影响我们，更值得提问的应该是：如何将这些力量转化为艺术探讨和共同实验的可能？

关于影响(impact)：哪些外在力量最深刻地影响你的创作？和过去相比又有何改变？

关于转化(transformation)：这些力量是否能被重新转向、改写,进而推动为创新形式与观念？

关于责任(responsibility)：在危机和变革之中，有什么可以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帮助我们保持清醒，以幽默、严谨而有责任感的态度和艺术创作来回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