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One Table Two Chairs: Five Encounters of Arts Practice ,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主持：黃裕偉
講者：松島誠、朴豪彬、Rady Nget、肖向平
回應：姚凱琳、劉曉義
日期：2026 年 7 月 5 日（日）17:00–18:30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表演藝術節是一個聚集來自各地的藝術家在一段密集時間內展示與交流的場合。以1973 年成立的香港藝術節為例，其初衷是透過引入國際作品為本地觀眾豐富文化生活。

可是到了今天,隨著國際旅行與社交媒體普及，大眾已經可以隨時在 YouTube 上或商業影音平台接觸到世界各地的作品。藝術節逐漸成為一種產業和城市品牌工具，變成文化消費，並趨向製作迎合市場的奇觀式大型節目(spectacles)。

也許我們可以回到一個基本問題：藝術節的目的是什麼？又是為了誰而舉辦？

要進一步思考藝術節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焦點必須從展示作品轉向透過實踐進行觀念與價值的交流。藝術節本身是一個包括舞台內外不同形式互動的開放平台，可以理解為一種「進行式」(happening)的場域。參與者無論藝術家或觀眾都不可避免地面對文化與思想差異的衝擊，需要付出努力去理解彼此。而這正是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基礎，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激發意想不到的創意成果。

由此，藝術節可以成為一個原型測試與實驗新觀念或形式的場域，同時挑戰個人創作與既有制度的邊界，例如對資助模式的期望、節目策劃的邏輯、觀眾的既有想像等等。那麼，當藝術節以形式和內容的實驗為核心，它能夠在藝術、個人、社會層面上產生怎樣的知識?

因此，對於探討未來藝術節的發展方向，最核心的問題應該是：實驗和交流得以發生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關於時間性(Temporality)：藝術節過後留下的是什麼？我們如何將單次的交流轉化為持續的發展？

關於規模(Scale)：對於互動與實驗，相對小型和緊湊的環境是否更有效？我們如何在不同規模的場域找到實驗空間？

關於能動性(Agency)：當文化交流受到組織資源限制時，藝術家如何突破這些限制以開啟合作？

主持： 劉曉義
講者： 任家樂、楊俊烽、新加坡學員1-2名、⾹港學員1-2名
回應： 松島誠、朴豪彬、Rady Nget、姚凱琳
日期：2026年7月6日（一） 14:00–16:00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小劇場

當代教育機構一方面提倡創意與創新，但實際運作卻受制於績效產出和國際排名等管理指標，導致一種以技能和成效為本的訓練模式。創意知識與批評思考，在這種功利主義教育的制度下，正面臨被簡化為市場實用價值的危機。

然而，尤其對藝術與創意教育而言，技能的學習應該是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包浩斯學院所主張，工藝技能是藝術家/設計師成長的基礎，而技能訓練應被放在更廣的脈絡之中，結合技術性的「如何做」與批判性的「為何做」。可是現今一般教學機構往往只注重「如何做」的問題，而對理解、表達與反思等批判性層面則相對薄弱。當前的藝術教育是否只是在培訓產業從業員，能不能同時培育具備感受力、想像力與批判力的創作思考者？在效率與績效的壓力之下,我們有否教授既有技能以外的時間和空間？

這種對於時間和資源的反思，與藝術教育作為培育未來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渠道，因而在文化生態中的定位密切相關。當業界不斷釋出對技術人員的需要，教學機構不免會為考慮學生出路而將教學方向往市場需要靠攏。所以，思考「學院」制度，就是挑戰既有假設,追問未來的文化生態和就業市場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

把創意教學場域理解為實驗室,或許能為未來教育帶來另一種想像。實驗室是一個重視實驗、勇於試錯、擁抱意外成果，而非建立線性技能的場所。將這種模式帶入藝術教育，「應該教授什麼技能」的問題則轉變爲「如何建立一個能培養創意感知、批判思考與自主實驗的環境？」連結技能訓練與批判反思，這將讓學生主導自己的實驗作品，而老師則成為共同研究者而非提供絕對答案的權威。

學校也隨之成為一個持續運作的智庫，不斷被檢視與修訂。透過培養共情、理解、表達和批判的能力，教學將聚焦於創作意念如何被傳達、當中的考量是什麼，以及課程本身如何因應實際情況而演進。STEAM 的論述支持將藝術融入未來以科技導向的教育模式。然而，對於前瞻的創意機構而言，問題或許應該反過來：怎樣的教學工具和體制才能讓創意引領未來科技創新發展？

關於評核(evaluation)：怎樣的考評制度才能體現創意過程的價值？我們該尋求哪種的學習實證？

關於協作(collaboration)：如何設計一種教學框架，能讓學生、教師與藝術工作者共同探討創作議題，超逾對既有角色的分工和認知？

關於進步(progression)：藝術家的成長其實是一個更長遠的發展歷程。那麼，在校教育如何將學習拆解為有意義的階段，逐步建構成持續的實驗創作旅程？

主持： 姚凱琳
講者： 榮念曾、劉曉義
回應： 松島誠、朴豪彬、Rady Nget
日期：2026年7月7日（二） 14:00–16:00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小劇場

相比於暫時性的藝術節或週期性的教學環境，公共文化機構往往被視為在浮動多變的文化生態體系中相對穩定的支點。許多二十世紀後期擴展或成立的公共文化機構，作為政府或公益資源的管理者，肩負了支持藝術創作與文化交流的使命。透過資金、管理與傳播,這些機構將藝術創作納入一套有序而組織化的系統，將個人的藝術追求與創作意志整合為集體行動。

然而，這種穩定性是建立在受特定議題或價值觀所塑造的程序與規範之上，進而產生或明顯或隱性的機制，創作自由與實驗精神有所限制。

這便帶出了一個基本問題：這些歷史悠久的文化機構,其組織文化之中內置了哪些框架與邊界？ 而作為不同程度上身處其中的文化工作者，我們有多了解和意識到這些被繼承與內化的規條？

機構制度是由共痛價值、理念與行為所界定，並透過營運設計和決策方式不斷被強化。很多時候，價值一致的目標意味著尋求共識，讓機構傾向產出最多持份者認可的結果，因而過濾掉一些看似不合群的聲音。當共識成為主導的時候，創作便容易重複既有形式、結構與概念，侷限了對差異的反思與探索未知的空間。

我們在文化機構當中面臨著各種條條框框，例如預算機制、節目週期、空間使用、人事架構等等,這是都可能是阻礙創意的轉化和實踐的壁壘。那麼,在這些保守機制之下，我們如何培養批評思維？當組織文化以效率和技術產出視為達致共識的表象，文化工作者較難提出質疑和突破這些預設框架。只有在能夠容納分歧，並對差異的存在和討論持開放的態度，創造力才有可能在既定體制中出現。

因此，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當我們身處於組織文化之中，如何能讓所屬機構意識到自身的邊界，並有意識地超越這些限制？

關於規模與資源(scale and resources)：文化機構是否應維持小規模以保持自主性？還是應擴張以獲取更多資源?兩者之間又各有什麼得失？

關於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文化機構需要什麼樣的內部組織，如資助模式、排練/駐留空間、治理架構、評估工具，才能支持長期實驗而非單次迎合流行的投機項目？

關於參與(engagement)：除了填寫滿意度問卷之外，藝術家、行政工作者與觀眾，又能如何真正參與、審視、和重塑組織文化？

主持：姚凱琳
講者：朴豪彬、松島誠、Rady Nget、任家樂、楊俊烽、新加坡學員1-2名、香港學員1-2名
回應：劉曉義
日期：2026年7月8日（三）14:00–16:00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小劇場

藝術創作常被想像成一種個人而內在的行為，但它其實沒辦法完全脫離周遭條件的影響。當下各種交錯的外在力量，如政策、市場、媒體、科技，顯著地影響著藝術與文化發展。這些力量不僅設定了藝術創作的場域，同時塑造了文化生產的條件：誰人可以在什麼地方、以什麼資源進行藝術創作，進一步界定了藝術與文化的價值體系。這些外力向藝術工作者提出了迫切的問題：我們是順從、抵抗、轉向，還是可以重新改寫劇本?

政治與政策：文化政策同時通過短期項目資助和長期基礎設施支持實施。如今，大部分政策仍然集中在單次項目批款，讓藝術家難以建立可持續的工作條件，並且需要在形式和內容上依附政策主題與期望。

市場與觀眾：當藝術進入市場，觀眾興趣和產業機制等考量便形成了對創作和呈現方式的結構性壓力。較小眾的藝術實踐是否仍有發展空間,還是會被推向可視性與支持的邊緣?

媒體與科技：新興媒體科技早已改變傳統美學，而數碼平台和社交媒體進一步強化奇觀式和可分享經驗的主導。它們擁有決定什麼值得被大眾看見、以及建立主流論述的力量。當大家均被能見度與流量吸引時，藝術實踐如何能保持其完整性並忠於自身的工藝？

身處於多變而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多重壓力之中，當下作為藝術文化工作者好像比任何時候更感艱難。然而，這也並非前所未有的現象，因為藝術與社會從未隔絕。因此，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外部介入的存在，而是如何將其轉化創作的力量和回應對象。當壓力累積、空間收窄的時候，犬儒主義或許會成為逃避失望的庇護所，可是這也會磨滅我們對未來可能性的想像。那麼，我們該如何清醒地面對外力而不退縮至犬儒式的個人表達之中?

除了上述制度性力量之外，我們現今還需要面對許多全球與本土危機：政治不穩、社會不平等、生態崩壞等等… 這些處境無可避免地在塑造我們的創作方向。因此，在這次對談當中，除了思考哪些力量正在影響我們，更值得提問的應該是：如何將這些力量轉化為藝術探討和共同實驗的可能？

關於影響(impact)：哪些外在力量最深刻地影響你的創作？和過去相比又有何改變？

關於轉化(transformation)：這些力量是否能被重新轉向、改寫,進而推動為創新形式與觀念？

關於責任(responsibility)：在危機和變革之中，有什麼可以在個人和集體層面，幫助我們保持清醒，以幽默、嚴謹而有責任感的態度和藝術創作來回應社會？